据悉，重庆 山东周经贸活动中，重庆与山东签署了渝鲁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13个区县（市）签订了友好合作城市
龙煤集团香港上市的计划未能成行。1月14日，面对本刊记者，原新兴煤矿矿长岳超胜长叹一声：新兴矿地质条件复杂，块小，生产准备、工资核算、产量等都会有压力。
在外界看来，这次矿难是阻挠龙煤上市的致命伤。在随后的对国有煤矿的治理中，龙煤集团首当其冲。但上市的脚步不会停止，现正在积极和证监会沟通。他推测说，之所以没有任何瓦斯超标预兆，可能与火成岩有关，火成岩形成时将煤层迅速包裹，使得这一层密闭性良好，内部高压瓦斯像被密闭在一个容器中，当周围的压力超过岩石所能承受的限度时，就会发生强烈突出。煤矿整肃中的龙煤鹤岗11·21矿难发生第二天，黑龙江省在鹤岗召开全省范围的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，省长栗战书勇于担责，称我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，要求加快煤矿整顿关闭进程，对2008年和2009年公告关闭未到位的矿井下达了最后通牒，要求年底前彻底关闭。
8月份就开始减产，完不成预定的指标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了解到，11·21矿难责任处理备受关注，事发后包括矿长岳超胜在内的7人被刑拘，目前已有4人被检察院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批捕，3人取保候审。这本书中就讲到，十九世纪下半叶，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安全纪录在美国。
煤矿文化是矿工最好的培训新京报:不少学者在总结美国矿工保护时都用了三个关键词:法律，技术，工会。并且，监管要进行第三方监管，而不是自我纠正式的，保障是要结合矿工在遇险时的生存需要，舍得成本来保障矿工安全。反过来看，美国遏制矿难也是有效的。王绍光:这三点都很重要，但是如果美国也有十万个分散的小煤矿，这三点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针对不同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这三点在美国管用，并不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而不像那些为生计所迫的农民工，基本无技能可言，危险系数必然增加。对这些东西一年检查4次，我想差不多，如果一年做到两三次也不错了。
新京报:其他还有哪些国家控制矿难的做法值得借鉴？王绍光:刚才说了，各国情况不一样，即使在中国，各个省份的情况也有不一样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复制。二、美国的煤矿相对都不是很深，不达到一定深度，就不会产生大量的瓦斯，瓦斯爆炸的几率自然会低一些，而瓦斯爆炸是中国引起矿难的重要因素之一，因为中国煤矿一般都很深。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、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，英文学术刊物《The China Review》主编 ，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。王绍光:对，最严重的是1907年，死亡总人数达3242人。
从十九世纪末，二十世纪初，一直走到七十年代，八十年代，有个七八十年的时间新京报:现在有一个问题，美国要求监管人员一年至少进4次矿井去检查，那也就是说平均三个月一次，您感觉这个检查的效率和节奏够不够？王绍光:我想应该是够了，因为这个用不着天天去检查，比如监管人员可以检查这些矿工是不是经过培训，煤矿不可能每三个月换一批矿工，我说的是每三个月换一批经过训练的矿工，新的换上去来冒充老的，这种可能性非常小。新京报:以美国为例，您认为美国在煤矿治理方面，最大的经验是什么？王绍光:我认为，就是要从你自己的教训里面吸取教训，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教训想办法解决问题。1十九世纪下半叶，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安全纪录在美国。
美国矿难下降的六个前提新京报:日前，美国梅西能源公司发生矿难，25人遇难，是美国过去近25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煤矿事故。大家往往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，中国不少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人，大部分还是因生活所迫去的，不像美国有这样一个矿工世家的传统。
即使在二十世纪初，美国每年工伤导致约2％的工人死亡或残废。从十九世纪末，二十世纪初，一直走到七十年代，八十年代，有个七八十年的时间。
中国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，煤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方面还占60%以上，很长时间在70%左右，这本身就使得煤的重要性、在中国出事的可能性要大得多。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导致78个矿工死亡，又直接催生了后来的《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》的产生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他们有所谓矿工的文化，能够判断是否安全，知道应该如何决断。可以说，煤矿文化就是矿工最好的培训。您怎么看？王绍光:那个法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才出台，到那个时候，矿难死人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，所以仅仅把它归功于一个法律我想是不够的。反过来看，美国遏制矿难也是有效的。
五、煤矿数量少，表示开采不会过于无序，容易及时回填，并得到有效监管，不会产生生态失衡的矿难。这个标准处于什么价位？王绍光:在美国，这个标准我不觉得很高。
王绍光:这三点都很重要，但是如果美国也有十万个分散的小煤矿，这三点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针对不同国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这三点在美国管用，并不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传统也是慢慢形成的，他们以前矿山世家开始的时候也是生活得很悲惨，然后劳动密集变成资本密集后，这样回报比较高以后，他们的收入才提上去。
新京报:美国矿难得到有效控制，有什么法宝吗？王绍光:我认为，美国的矿难几率降低，需要先厘清一个大前提，就是美国煤矿的六个特点。这个没有专门研究，我是凭常识来判断。
新京报:通过梳理美国矿难史，我发现一个细节，可以为您这个结论佐证，就是每次矿难后，美国社会应对机制都会很快反应，比如1907年西弗吉尼亚州的矿难夺走362个人的生命，1910年美国矿务局就宣告成立。新京报:美国要求每个矿井都要有一个专为突发事故而设、供矿工们暂避的避险站。20世纪初，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煤矿事故。日本的核电，它的核反应堆比我们多得多，我们在建的加起来恐怕还达不到日本现在的水平，所以能源结构本身也是问题。
不是一有法律规定，一设置监管机构，情况就会自动马上改善。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、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，英文学术刊物《The China Review》主编 ，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。
曾出版《安邦之道: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》（三联出版社，2007年）《民主四讲》（三联出版社，2008年）等专著。在那些避险站内，矿工可以与外界隔绝，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全地暂避至少36个小时。
而不像那些为生计所迫的农民工，基本无技能可言，危险系数必然增加。这本书中就讲到，十九世纪下半叶，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安全纪录在美国。
在很多行业，工伤是工人死亡的主要原因。不过，从这之后，美国国会开始立法干预，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来提高安全标准，并成立专门的矿山局进行管理。1951年，伊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导致119人死亡，直接催生了1952年《联邦煤矿安全法案》的出台。新京报:其他还有哪些国家控制矿难的做法值得借鉴？王绍光:刚才说了，各国情况不一样，即使在中国，各个省份的情况也有不一样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复制。
新京报:在美国，发生一次矿难的代价有多大？王绍光:如果发生矿难，美国矿山安全和健康署可以吊销煤矿的营业执照，让它关门整顿，那个成本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之高的。直到40年代末下降趋势才得以持续。
一、美国的煤矿规模都比较大，很多煤矿都是露天开采，相对于井下开采而言，其安全系数肯定要大得多。但随后很快又出现反弹，矿难死亡人数再次增加。
王绍光:对，最严重的是1907年，死亡总人数达3242人。2各国在煤矿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差别并不算大，关键就是监管的力度问题，和相应的经费与人员保障问题。